近十年■★，中国专家在三大国际标准化组织都担任过领导职务。2015—2018年，中国公民张晓刚担任ISO主席；2015—2022年■◆，中国公民赵厚霖连续两次担任ITU秘书长；2013—2022年，中国公民舒印彪相继担任IEC副主席、候任主席、主席。中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担任最高领导，引起美国利益相关方的关注★★，并带来美西方国家关于标准制定涉及的国家安全问题的讨论。
日本2014年颁发《标准化官民战略》，旨在打破国际贸易壁垒，提高日本在国际标准化领域的地位，帮助日本获得更多的话语权。
一是担忧中国在国际标准制定机构（SDO）担任重要职位■★★，削弱美国的领导地位和规则制定权；
项目来源：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院长青年基金“科技成果转化为技术标准的路径与模型研究”（E0X3741Q01）
近年来◆■★◆，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在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信息等领域进入世界前列★■■，但高端芯片、工业软件■◆、核心装备等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坚持系统化设计，对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成果转化进行全链条部署■◆◆◆，对政策◆★◆★、资金■◆、项目、平台、人才等创新资源进行一体化配置★■★■■，支持企业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发挥作用。要坚持目标导向，推动标准化与科技创新互动，加强关键技术领域标准研究，建立重大科技项目与标准化工作联动机制，健全科技成果转化为标准的机制■◆◆★，同步部署技术研发、标准研制与产业推广■★◆◆■■，加快创新成果转化应用◆★■■。
近年来◆◆■■，我国标准化水平和能力不断提升，尤其《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的修订、《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及配套政策的实施，使得我国在国际标准制定方面的参与度和影响力与日俱增，引起了美国政策制定者和研究人员的高度关注和担忧◆◆。2023年5月4日，白宫发布《美国政府的关键和新兴技术国家标准战略》称◆■◆★◆■，中国利用外国投资和经济影响试图破坏标准制定过程的完整性和公正性■★■，为巩固市场主导地位■◆◆★，中国往往通过代理公司来推动标准的规范性★■■◆◆，而非技术优势★★★◆。
随着标准国际化的深入◆★■■，中国和美国积极寻求在三大国际标准化组织（ISO■■■★★、IEC、ITU）中的参与度和影响力。本文根据三大国际组织官方网站及其最新的年度报告★■，以及美国大西洋理理事会研究报告《标准化未来：美国如何驾驭国际技术标准的地缘政治？》中的数据，比较了中美在三大组织的国际标准化活动情况（见图1）◆■■★。
设立专门的机构★★◆◆◆，组建专门的人才队伍，通过项目、资金◆★■◆、平台等方式支持其开展标准化情报监测，通过对主要国家标准化战略★★■、标准布局、标准化态势、标准化组织★◆★★、技术标准化模式、标准化专家和标准化研究机构的报告等进行持续监测■◆◆◆★■，预判未来竞争方向和趋势，为研究制定我国标准化战略和相关工作提供依据。
总体来看，美西方国家与智库对中国标准化活动的关注与担忧实质上是对美国主导权和经济利益的担忧■★◆★，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技术标准已成为国际经济和科技竞争的重要手段，也成为国际规则制定权争夺的焦点。
技术标准是从事科研◆◆■■■◆、设计■◆■◆、工艺、检验等技术工作以及商品流通同遵守的技术依据，是目前大量存在的、具有重要意义和广泛影响的标准，其作为技术壁垒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历来受到各国的高度重视。
欧盟于2022年发布《欧盟标准化战略》，旨在加强欧洲技术主权，提升全球标准制定者的能力，以降低对外依赖、保护欧盟价值观◆◆★。
中国与美国在三大国际标准化组织中的参与度在全球均处于前列■◆★■，相较而言，中国参加的技术委员会数量更多，更加积极参与各个领域的标准制定工作，但承担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和主席职位数量没有美国多。参与度高并不一定能转化为影响力，真正能反映成员参与和分配标准化资源能力的是秘书处和主席职位★■，而这两项数据中国都弱于美国◆■◆■◆★。
美国的担忧引起了中美之间的技术标准竞争■★★★■◆，中国应深入贯彻实施我国标准化战略■◆◆，坚定推行国际标准化工作★★◆■★，加大标准化建设，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和标准化水平，积极应对。
标准是国际合作与互联互通的通用语言◆■■★■，是全球治理体系和经贸合作发展的重要技术基础。
三是担忧中国借助在国际标准方面的影响力◆★◆，偏袒中国公司，对美国公司建立技术壁垒◆■■■◆◆，造成美国经济利益受损。
在国家层面设立跨部门的联席会议工作机制◆★◆■，明确牵头部门和参与部门的具体责任分工，将标准国际化任务细化分解为阶段性工作计划◆★★★■。鼓励和引导跨国公司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和修订工作★◆★★◆◆，推动中国优势和特色技术标准成为国际标准。加强我国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力，积极推进中国专家在三大国际标准化组织和美欧等标准化协会中担任重要职务，增加我国在标准投票表决流程上的话语权，提高中国标准成为国际标准的概率；提升我国在新兴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力■★★■■★，加快推进交通设施、数字电视◆★■◆■★、家用电器等民生领域的中国标准在★★■■■■“一带一路■■”国家的落地推广应用■◆★，拓展与金砖国家的标准化合作机制★■◆，深化与东盟国家的区域标准化对接，推进亚太经济的一体化发展。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是在中国加入WTO的背景下，美国国会为了监测中美贸易交往对美国经济与安全影响于2001年特设的机构■■。在中国标准化活动研究方面◆■★■，该委员会早在2013年就发布了《中国在技术标准上的崛起：旧制度中的新规范》，报告称，中国确实利用技术标准作为保护主义的工具，但并未对美国构成挑战★◆◆◆。此后近十年，由于中国在标准化方面的努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引起了美国的关注和警惕■■★◆■，从官方部门到民间智库，开展了大量关于中国标准化活动的研究，政府也采取了相应的政策措施（见表1）。同时，其他国家也关注着中美在技术标准领域的竞争★★◆■■★，如澳大利亚◆★◆■■■、瑞典等■■。
美国认为标准制定涉及技术优势流失和潜在的国家安全问题，2020年最新版《美国标准战略》要求追踪其他国家政府主导标准体系的优势，发挥多方力量，不断扩大美国标准的国际影响力◆★◆★◆◆。
二是担忧中国在5G/6G、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物联网、数字技术等新兴领域制定技术标准，掌握技术话语权，创建新技术格局，致使美国失去新兴领域的技术优势；
对比分析我国与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同类技术标准的差异，包括关键技术指标★★★■◆、技术标准组织参与情况■◆■■■、标准制定过程、市场需求等■◆，以确定我国下一步的标准化工作；关于如何将新兴技术转化为标准，研究建立一套识别◆◆■★■★、评价技术标准化必要性◆■■、可行性与有效性的方法体系◆■◆★★◆，同时★◆，对于如何推进新兴技术标准制定的工作机制和模式也需开展深入研究。
技术标准可以通过规范市场■★★◆、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规模经济来促进技术和产业的发展，进而提升综合竞争力■◆★■。当一项技术成为国际标准后★★，有助于形成对企业或国家有利的技术壁垒★■◆★■，甚至形成技术霸权■★◆★；同时★◆，通过主导国际标准形成先发优势◆◆★，并在后续竞争中不断放大这种优势，进一步积累和巩固技术和贸易优势。
我国2021年发布《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将技术标准视为步入高质量发展、参与高质量竞争的重要标志，积极推进标准引领创新◆◆◆★◆，以提升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和竞争力★◆★★■。
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逐步升级◆■，美国视中国为唯一竞争对手，并先后运用出口管制、投资审查、建立排华联盟等手段■◆★◆■■，遏制我国高科技领域的发展。技术标准正在成为美国打压中国的又一个重要利器★★■◆◆■，成为中美博弈的新竞技场■◆★◆■■。中美在科技领域的博弈早已超越技术本身，逐渐体现为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的竞争。
根据大西洋理事会对39个重要的国际标准制定机构（SDO）的调研结果◆★◆★★■，美国在关键SDO中占有重要地位■■◆■★■，在W3C、IEEE等11个SDO中拥有50%以上的选票◆★◆■■；同时，越是成熟的SDO，美国的影响力越大■◆，例如，美国是全球最大的ICT标准委员会ISO/IEC JTC1的主席■◆，45%的JTC1相关小组委员会秘书处来自美国。相较而言★★■★，中国在这些重要SDO中的影响力与美国差距较大，美国在领先的SDO中拥有极大的话语权和标准化资源调配潜力。